我國古代史學歷史悠久，史學文化源遠流長，其源可上溯到西漢以前，到先秦時期，已有許多典籍流傳于后世，當時一些史學家治史的寶貴思想和方法，為后人編纂史書和研究歷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就孔子而論，其史學思想以及他對史籍的整理，也存在著積極因素，至今仍值得我們借鑒和重視。 
    孔子的遠祖是宋國貴族，殷王室的后裔。他在研究歷史時，曾上溯到商朝的先王甚至更早的人物，以證明悠久的家世歷史。 
    治史觀 孔子有濃重的歷史意識和淵博的學識，他稱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認為人的聰明才智并非天生的，是來自于虛心好學。他年少時曾“入太廟，每事問”（《八佾》），年長后“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公冶長》)，到了老年，仍“發憤忘食，食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在學習上，他不感滿足，有機會便“多聞”、“多見”、“多識”，孔子三十歲時，在魯國已有一定的聲望，仍爭取到洛邑向老聃學禮。廣泛的學習、淵博的知識，為他創立史學思想奠定了基礎。 
孔子強調治史要十分慎重。他認為研究歷史一定要先掌握大量的史料，即言必有征。如“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八佾》)，杞、宋保存的夏、殷的文獻太少，不足以詳實夏、殷的歷史。如果史料不足，寧可存疑也不能妄言。又如《堯曰》中就征引了《尚書》所記，具體形象地說出了自堯、舜至周以來的歷史情況，并不言及堯、舜以上，因為在那個時代，他掌握的有關堯、舜以前的歷史資料十分匱缺，即使有也我多屬口耳相傳的故事，而且當時并不具備考古發掘資料的條件，因而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所以，孔子這種治史的態度是十分慎重的。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論》中說：“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說明他支持孔子所持的這種慎重態度。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個重要主張就是“直”，即研究歷史要實事求是，不但要重視根據，而且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為政》)，他竭力反對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說：“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這種一以貫之的主張，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態度中。 
    孔子的治史觀不僅反映到治史態度和治史主張上，而且還體現在歷史發展觀中。孔子認為歷史在不斷“損益”，他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周代正是在總結夏、殷二代的基礎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歷史不是倒退，而是后來居上，是前進發展著的。盡管這種思想很朦朧，但卻是我國史學史上進化論的可貴的開端。 
    治史方法 作為歷史學家的孔子，在品評人物和事件時，有一些自己特有的方法。 
    首先，孔子評價人物是為了樹立當代從政及為人的標準。他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余不足觀也矣”(《泰伯》)， 他異常佩服周公的才能和美德，把周公之才美比作最高的標準，經常以周公的標準來檢查自己的言行。又如，孔子對管仲的批評和贊揚，說“管仲之器小哉”，又說“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論語?八佾》)但這些并沒有淹沒他對管仲的才能和功績的總的評價，“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憲問》），稱贊管仲為仁人。 
    其次，孔子提倡效法先王的“仁”、“德”。如他稱道堯、舜的盛德：“大哉堯之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泰伯》)，把堯比做和天一樣的偉大，和地一樣的廣闊，稱頌舜禹“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泰伯》)。他認為具體的治國之道，莫過于任用賢才。“舜有五人而天下治”(《泰伯》)，賢才當政后，不僅使天下大治，而且還能使仁者親近，“不仁者遠矣”。 
    治史實踐 孔子的治史實踐是有文字記載的。古有《史記?太史公自序》載：“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歲有余，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有朱自清稱：“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的時代，第一個保存文獻的人”(《經典常談》)，種種記載表明，孔子不僅重視歷史資料的搜集和整理，而且也確實整理過《春秋》。 
《    春秋》一書，文字非常簡略，是我國編年體史書之最早的作品。《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八年，十二公”，共包括東周前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春秋》略古詳今，重點放在當代上。實際上《春秋》就是當時魯國的一部現代史。范文瀾曾說過“孔子是好古主義者，但在寫《春秋》這一點上倒像是‘厚今薄古’的史學家”(《歷史研究必須厚古薄今》)。 
    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在于通過對春秋歷史事件的評判來闡述自己的思想與政治主張。他認為，“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這反映他“資古鑒今”、通過闡述歷史來改良社會的史學思想。他將傳統的“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書?藝文志》)，進一步發展為結合歷史闡述其意義和個人的思想主張，這種主張開拓出新的史學領域，是我國史學思想的一個再發展。 
    他修《春秋》和對歷史事件的觀察、分析，都貫穿了他的“仁學”和“正名”的思想主張。孔子的史學思想是要實現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主張(《顏淵》)和“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社會理象。當然孔子作《春秋》不僅反對臣下犯上作亂，對君父在上者同樣有“道義”的要求，以體現并實現他的“仁學”和“正名”的主張。 
    除整理《春秋》外，孔子還曾經整理過《書》。《書》在孔子所處的歷史時期是一部重要的教科書，即所謂的“孔子以詩書禮樂教”。由于它是歷代重要的政典匯集，所以又可稱之為史書。 
    孔子不愧為我國古代的一位史籍整理家，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是中國史學的創始人，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對于其史學思想，應批判地加以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