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

    忠是孔子倫理道德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孔子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在孔子的倫理思想中，忠是一個備受爭議的一個內容，二十世紀以來，人們一提到忠馬上就想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并將其歸罪于孔子，其實這并非孔子忠的原意。 
    忠在《論語》中共出現十八次，分布在十六章中。其中單獨出現十一次，與“恕”合作“忠恕”出現一次，與“信”合作“忠信”出現六次。就其內容看，分別回答了關于從政、待友、處世、事君、修養、治民等問題，大都屬于處理人際關系的范圍。而把這些屬于人際關系處理方面的語句進行分類，最為突出的還是交友、治民、事君三大類，它們分別屬于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系。 
    ［交友］朋友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孔子將忠列為人與人關系的道德原則，這是孔子對其前忠內容的擴大。在關于忠的談論中，最多的是關于交友的。孔子直接談論交友的有七章（內一章重復），涉及到待友的原則、擇友的標準、待友的方法，內容是很豐富的。 
朋友關系是一種重要的人際關系，在封建社會中，它與君臣關系、父子關系、夫婦關系、兄弟關系并稱為五倫，列為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系。在五倫中，朋友關系是最不穩定的，父子關系、兄弟關系有血緣的紐帶來維系，夫婦關系有愛情的紐帶來維系，君臣關系有祿位的紐帶來維系，而維系朋友關系既沒有血緣的、情感的紐帶，也沒有政治的紐帶可資借助，孔子認為朋友關系只能依靠忠信來維系。 
    忠信一直被孔子視作待友的基本原則，教育弟子的主要內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忠在朋友關系中是指接人待物要盡心竭力，真誠專一。“與人忠”被孔子當作人的最高道德品質“仁”的重要內容之一，一再教育弟子“主忠信”，“言忠信”，“言思忠”。對朋友的過失應該批評指正，“忠焉，能無誨乎？”（《憲問》）但這種批評應該是“忠告而善導之，不可則止”，對朋友忠心勸告，好好引導，如忠言逆耳，朋友聽不進去，就應及時停止，不應自取其辱，“朋友數，斯疏矣”（《里仁》），嘮叨不休，不僅達不到目的，反而傷了和氣，被朋友所疏遠。在孔子的教育下，曾子把“為人謀而不忠乎”作為“吾日三省吾身的首要內容，他是深得孔子交友原則的真諦的。。 
    ［治民］治民屬于官民關系，官民關系也是一種人際關系。在關于忠的論述中，提到官民關系的只有兩章。 
    季康子問曰：“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為政》）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 
   這兩章的“忠”也屬于兩種類型，前者講治民者怎樣才能使人民忠，后者講治民者要忠。實際上，這兩章都是對治民者的要求。治民者希望人民忠誠，但要人民忠誠，治民者必須從自身做起，要孝順長上，慈愛幼小，當官勤勤懇懇，執行政令忠心耿耿。 
    ［事君］事君屬于君臣關系，君臣關系是一種被注入政治倫理的特殊的人際關系。但它并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且還是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系，因為國君是國家的代表，事君就是服務國家。當然，在這種關系中主體和客體的關系是不平等的：客體君位于主導地位，主體臣位于從屬地位。 
   在關于忠的論述中，孔子對事君論述的非常少，僅有一章：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八佾》） 
    在這一章中，孔子提出了君臣關系的原則。“臣事君以忠”是孔子對春秋中期以來忠君思想的繼承，但它決不是簡單的繼承，而是有所發展，這個發展就是“君使臣以禮”，將臣子單方面的忠君義務修正為君臣雙方互有條件的義務。“臣事君以忠”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君使臣以禮”，國君只有依禮來使用臣子，臣子才能忠心地服事君主。如果國君不依禮使用臣子，那么臣子也沒有必要去忠心服事君主。“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用道義奉事君主,如果行不通，干脆辭職不干。孔子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當魯國國君沒有依禮向大夫們分送祭祀的膰肉時，孔子毫不戀棧，毅然掛冠而去。在《論語》中，孔子還多次提到事君的原則，要“事君盡禮”（《八佾》），“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先進》），以禮事君，君主做壞事，絕不能順從；對國君的不良行為，要“勿欺也，而犯之”，不能陽奉陰違地欺騙他，而要當面勸諫他、觸犯他。 
    經過孔子的發展，忠由利民、利國、利公、利君的單純政治倫理擴展到利他的社會倫理，由處理人與集體的關系準則擴展到處理人與人關系的準則。 
    要想真正發揮忠在當代社會的作用，就必須解決忠君的問題。 
    東漢時，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君臣關系被僵化成“君為臣綱”，忠君思想從此強化了封建專制，禁錮了人們的思想。二十世紀以來，人們將孔子當作“君為臣綱”的始作俑者、封建專制主義的祖師爺而大加撻伐，其實，這是不公正的。 
    孔子論忠主要是指朋友關系，雖然孔子也談了忠君問題，但忠君也是有前提的。結合《論語》中孔子關于事君的論述、評價來看，孔子的忠君思想是很淡薄的。首先，孔子沒有后世所提倡的“忠君不事二主”的概念。管仲是公子糾的老師，公子糾被齊桓公所殺，管仲不僅沒有以身盡忠，反而為齊桓公效力，幫助齊桓公成就霸業。像管仲這樣一位“貳臣”，不僅沒有受到孔子的指責，反而得到孔子的高度評價：“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革，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憲問》）被推舉許為具有“仁”德——孔子心目中最高的品德。其次，孔子沒有后世儒家所強調的“君權神圣不可侵犯”的觀念。商湯、周武王分別推翻了殘暴的夏桀、商紂，孔子不但沒有非議這種“弒君”行為，反而稱贊他們為君子，在《論語》中稱贊商湯舉伊尹的行為，稱贊武王有至德。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不但沒有后世的忠君思想，反而贊成推翻殘暴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