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年),是20世紀美國本土學者中最負盛名的漢學家之一。他長期在芝加哥大學任教,不僅擔任過芝加哥大學東方語文系主任,奠定了此校的中國及東亞研究基礎,而且還擔任過美國東方學學會會長,在美國漢學界乃至整個西方漢學界占有重要地位。顧立雅終其一生致力于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教學、研究及著述,在孔子學說、法家思想、早期中國文明等領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用其弟子錢存訓的話來說,顧立雅是“美國學術界最早對中國語言和文化作精深研究的一位啟蒙大師,也是西方研究中國古代史的權威漢學家”。
相較于歐洲漢學界,美國在漢學研究方面起步較晚。一般來說,20世紀30年代之前,美國并沒有多少大學開設關于中國的課程。30年代之后,得益于美國學術團體的大力提倡和一些基金會的支持,漸有美國本土學者前往中國留學訪問,并直接與中國學者交往學習,從而開啟了美國漢學研究的新篇章,顧立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盡管這一時期的研究延續了歐洲漢學的傳統,但影響深遠,給美國漢學界的長久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早在博士期間,顧立雅就對孔子學說產生了興趣,不僅跟著一位中國同學學習中文,而且還以中國思想為主題撰寫了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就是《中國世界觀的演變》。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斯諾在其回憶錄中曾追憶,“顧立雅對古代和孔子十分崇拜”。為了更好地研究以孔子學說為核心的中國之道,顧立雅在畢業后由德籍漢學家勞福推薦,進入哈佛大學進修,跟從著名學者梅光迪研讀中國古籍。得益于梅光迪的指導和幫助,顧立雅在中文文獻閱讀和文章撰寫方面有了質的突破。尤其是在顧立雅來到中國后,梅光迪還無私地向其介紹自己的朋友,使得顧立雅能夠及時和第一流的中國學者接觸。當時的著名學者如顧頡剛、楊樹達等都在日記中提到過顧立雅。如顧頡剛在其日記中就多次提到與顧立雅晤談、閱讀其文章,并且顧立雅《釋天》一文是經顧頡剛審閱后發表于《燕京學報》第18期的。此外,顧頡剛還力薦顧立雅夫婦去天津任教,可見顧頡剛對顧立雅研究水平的認可。1932年至1935年,顧立雅得到哈佛燕京學社資助到中國學習,跟隨著名史學家劉節學習中國古文字,并多次到安陽實地參觀殷墟考古發掘,不僅結交了李濟、董作賓等一大批甲骨文學者,而且還積極嘗試借助新發掘的考古資料詮釋早期中國文明。
經過幾年的扎實學習,顧立雅在中國留學期間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中國的誕生》。這本書依據當時新發現的考古資料,“對商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作全面介紹,為最早在西方風行的一部中國古代史權威作品”。這本書是西方人較早利用甲骨文等對商周史進行專門研究的著作,給國際漢學界帶來了持久的影響。談到為何把研究重心聚焦在早期中國這一階段,顧立雅曾表達過自己的看法:“中國文化的起源和早期歷史非常值得研究,這一歷史仍然有跡可循、有物可證,所以這一研究就顯得尤其重要。如果我們想理解中國后來的歷史,就必須先厘清古代的歷史……研究古代的源頭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它的現在和未來”。顧立雅把書中引用的原始文獻及相關的考古資料加以考訂,匯編成了《中國早期文明研究》一書予以出版,從而為后繼者的持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漢學界,顧立雅對孔子的研究都是不容忽視的。他不僅出版了大量關于孔子的著作,如《孔子其人與神話》《孔子與中國之道》《中國思想:從孔子到毛澤東》,還將其置于整個中國文化的中心加以探討,一方面旨在探求歷史真相,尋找真正的孔子;另一方面是想要以此為基點,把握中國之道的精髓所在。《孔子與中國之道》出版后被美國諸多大學列為重點閱讀書目。
顧立雅對孔子的關注由來已久,但深入的研究則要從他歸美后才能算起。經過留學期間的沉淀和積累,顧立雅認為傳統說法在描述孔子時并沒有做到實事求是。在他看來,傳統的說法認為孔子只是熱衷于復興古代的習俗,把孔子描述為一個毫無魄力的人,往往顯得行為與思想相悖。顧立雅批評了這些看法,認為這些并不是真正的孔子。他認為真正的孔子“倡導和促進了一場徹底的社會和政治革新,所以,他應被看作是一位偉大的社會變革者”。正是基于這種認識,顧立雅認為尋找真正的孔子“必須從新的角度研究”,把孔子置于真實的歷史脈絡之中予以理解,認識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把孔子哲學當成一個整體來看待”“了解作為它的中心思想之根源的某些東西”。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要“依靠兩種其他類型的材料努力尋找真孔子。首先,盡管我們并不漠視在相對近晚世流行的種種傳統說法,但我們認為它們只具有次等的價值,或者說是第二手材料,而我們主要依賴的是產生于盡可能接近于孔子那個時代的有關他的記載。我們把基本的參考資料限定在孔子去世后的200年內。其次,在每個主要觀點上,我們將格外留心這樣的作品:它們描述的是孔子時代之前的形勢”。
在顧立雅看來,孔子哲學的中心概念及其思想根源的東西正是“大道”,它聯結著孔子哲學的諸多方面,構成了孔子的哲學總體,并在整個中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顧立雅認為以孔子哲學為核心的中國之道就是“修養道德和實踐德行,以及熱愛大道并傾其全力在現實世界中實現它”。因此,顧立雅鮮明地指出,孔子絕不是復古主義者,而是民主的先驅,他為民主提供的不僅僅是一種哲學,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能把徹底的熱情和審慎的中庸之道相結合,從而促進民主事業的有效實現。顧立雅高度贊揚了西方哲學家諸如萊布尼茨、伏爾泰等人對孔子的崇高評價,認為“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國,17世紀和18世紀的整個思想模式發生了轉變,而轉變之后,在許多方面與孔子思想都很相似”。就像西方學者說的,“孔子就成了18世紀啟蒙運動的守護神”。
顧立雅回到美國后,親自編制了一套《歸納法中文文言課本》,極大地推動了美國漢學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在學界享有盛譽的許倬云、錢存訓等都是顧立雅的學生,他們在傳統漢學領域乃至中國學領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也進一步拓展了顧立雅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
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谷文國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后,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群書治要》傳承委員會執行主任;孔揚 中共曲阜市委黨校黨委委員、辦公室主任,講師